然而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，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。
1948年9月，辽沈战役打响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。眼看呼啦啦大厦将倾，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，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。
与前几次迁徙不同，这次文物迁台的决定，在故宫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。当时，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，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，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，坐镇南京。
马衡托病不出，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，并明确指示，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，如果实在带不走，也要选择一类文物，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。而徐森玉在那段时间给台静农的信里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。两难之间，徐森玉只得大胆“掉包”，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，“以次充好”运往台湾。
而此时，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，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。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，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《快雪时晴帖》，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。
马衡对于文物迁台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。1948年底，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，将故宫内剩余的珍品尽快装箱运往南京，马衡却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装箱不要图快，“安全第一”。直到辽沈战役结束，故宫文物一箱都没运出北平。1949年1月14日，闻得已有三批文物运至台湾，马衡当即致信全权负责文物迁台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，字里行间充满了焦急：“前得分院来电，谓三批即末批，闻之稍慰。今闻又将有四批，不知是否确实。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，以后不用续运。”
所谓的“第四批文物”终究没能运出。但此时，包括《快雪时晴帖》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已经漂洋过海，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。
从今分两地，各自保平安
1949年初，一位“故友”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--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，刚刚把“快雪”安顿好，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“二希”出现在自己面前。
此时的郭昭俊已不是当年锦衣玉食的贵公子了，投靠宋子文不成，他这些年过得颇为不顺，只能靠变卖父亲留下的文物度日。北平解放前，郭昭俊带着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逃到了台湾。
郭昭俊旧事重提，又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发下的宏愿，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，让“三希”团圆--只要政府“赏”他一点报酬，他必定将“二希”“捐赠”出来。
郭昭俊提出的价钱并不过分，但当时自身难保的国民政府，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两件字帖的下落。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，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远赴香港--“三希”重聚的机会，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。
1951年10月25日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。闲谈之中，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--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“二希”帖，终于有了下落。
事情的起因要从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身上说起。庄世平是建国初期香港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，那时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。
1951年，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，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事的朋友告诉庄世平，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--著名的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，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。
原来，郭昭俊携带“二希”到了香港之后，生活日渐窘迫。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，他不敢贸然将“二希”卖掉，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。眼看日子临近了，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，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。
庄世平说，我不是文物行家，但鼎鼎大名的“二希”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?思来想去，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。
巧合的是，就在这几天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、缅甸，在香港作短暂停留。听到“二希”重现的消息，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，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。
1951年11月8日，王冶秋找到马衡，出示了总理批示的抄件：“同意购回《中秋》、《伯远》二帖。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，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，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。”
1951年12月27日，王冶秋亲自将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送还故宫，此时距离“二希”离开紫禁城，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，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，“三希”帖却没能一起回来。
